李家超欢迎博祖姆巴耶夫率团来港，出席将于11日举行的哈萨克斯坦阿拉套市发展圆桌会议。李家超表示，在他近期率团访问哈萨克斯坦期间，两地签订多项协议，成果丰硕，体现香港作为共建“一带一路”功能平台，积极发挥“超级联系人”和“超级增值人”的角色，推动双方开展更广、更深的合作，建立“枢纽对枢纽”的合作模式。很高兴与博祖姆巴耶夫进一步跟进这些访问成果，并期待双方未来继续深化合作。

李家超指出，哈萨克斯坦是连接中国和欧洲的重要商业及物流枢纽，是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的首倡之地，亦是香港在中亚最大的贸易伙伴，双方合作前景广阔。期待香港和哈萨克斯坦能够在不同领域优势互补、协同发展。欢迎哈萨克斯坦企业善用香港国际领先的金融和创科平台、世界前列的专业服务，拓展更多商机。香港亦会进一步助力本地和内地企业出海，前往包括哈萨克斯坦在内的中亚国家，发掘更多机遇、开拓新蓝海。(完)

从中共一大会址到二大、四大纪念馆，一座座红色地标镌刻建党岁月，老闸北、静安、黄浦的旧址遗存串联起革命的奋斗脉络，上海，是党的初心始发地和红色资源集聚地，亦是一座极具烟火气的国际化大都市。每每踏入这座城市，最直观的感受就是历史的深沉与现代的灵动如此契合，红色血脉静静在一城烟火里永续，耳边述说的是峥嵘过往，现实触摸的是可期未来，“山河无恙、烟火寻常，可是你如愿的眺望？”

红色血脉的传承，离不开一代代人的接续。少年传红音，银发守初心，两代人、一颗心，更见传承与信仰的力量。黄浦区卢湾一中心小学的“红喇叭”小讲解员社团走过二十载光阴，从寥寥十余名孩童发展为千人可宣讲团队，孩子们抛开生硬的史料文稿，或是用标准普通话、软糯沪语、流利英文，或是伴着清脆快板，在一大会址前用稚嫩童声娓娓讲述建党历史，传承红色基因。而以退休老党员张家禾为代表的虹口“川北三线”行进式党课则深耕四川北路红色片区，依托辖区内李白烈士故居、左联会址等红色点位，打造边走、边看、边听的行进式实景党课。领头人张家禾已徒步超2500公里，在弄堂街巷、旧址门前现场开课千余场，线下服务党员群众近四万人次，线上宣讲惠及超四十万人次，以老党员不变的初心传承红色电波精神、赓续建党初心。

发展步履不停，红色教育早已不再囿于展馆展陈、专题党课、经典诵读等传统形式，而是跳出围墙、打破“你讲我听”的单一模式。因地制宜打造场景丰富、载体新颖的实景党课体系，搭乘数字化快车，让红色教育融入城市肌理、贴近群众需求、扩大传播范围，真正实现“处处有宣讲、时时能学习”。在一大会址周边街区开设沿街微党课，在李白烈士故居阁楼复刻发报实景体验课，在党的无线电密码通信工作诞生地历史陈列展馆内开设无线电科普党课，在工业园区打造车间党课、老旧小区开设板凳党课、滨江步道设置行走党课……上海各区都在积极探索。依托苏州河“一江一河”滨水空间资源，上海市公安局边防和港航分局创新推出“河畔记忆与初心使命”巡逻艇水上实景党课。以公安巡逻艇为讲堂，以两岸的建筑、桥梁为实物课件，由公安民警担任讲解员，将红色文化、海派文化、江南文化融合于党课内容，传承苏州河百年文脉和红色基因。吹着河畔清风，亲眼见证苏州河从昔日黑臭河道到滨水景观带的蝶变，在动态行进中感悟先辈浴血坚守换来的美好生活，直观读懂红色精神引领发展的内在逻辑。虹口区的“理论宣讲小剧场”融合理论脱口秀、情景剧演绎、海派相声等多元形式，把抽象理论转化为鲜活舞台表达；金牌讲师开设小红书账号，用网络化语言、生活化视角讲述虹口故事，让红色宣讲搭上“网红车”；举办“理润虹口”新春走基层大巡讲，实现“主会场+分会场+云端课堂”三级联动，通过数字赋能打破宣讲“空间界”。

初心使命，流淌在红色精神的传承里，更要落脚到实实在在的为民服务中。上海各区将红色基因注入日常治理，融入便民行动，以实干诠释信仰，以服务践行初心，让传承红色精神化作回应群众急难愁盼的主动作为，凝聚成躬身实干不负民意的使命担当。黄浦区长乐邨，曾走出丰子恺、董竹君等诸多名人，是衡复历史风貌区内的优秀历史建筑，然而，岁月流转也让这座百年老宅面临设施老化、功能不足等现实困境。尤其是卫生间设施短缺、公用厨卫拥挤等问题，成为制约居民生活品质提升的关键痛点，老年居民“跨浴缸难、如厕排队”的烦恼尤为突出。居民的“心头苦”就是党建的“发力点”。瑞金二路街道和锦江居民区以党建为引领，组建居民自治队伍，一次次登门斡旋、反复微调方案，把“人民城市”理念深入践行在“听、议、行、评”全过程。深入倾听民需民盼，充分凝聚共识、集中智慧，“一户一策”制定方案，“一尺一寸”优化方案，“一点一滴”精细实施，落地“一户一马桶”暖心工程，既精心修护了老洋房历史风貌，又化解了几代人合用厨卫的生活烦忧，切实解决民生痛点。如今的长乐邨，不仅是承载乡愁记忆的历史地标，更是充满烟火气息的宜居家园。苏州河静安段南岸，形似蝴蝶翅膀的滨河湾静静舒展，静安区石门二路街道蝴蝶湾滨河党群服务阵地就坐落在此，已成为近悦远来的“人民城市”社区样板。其中“水晶宫”的小哥友好空间内，微波炉、冰箱、充电设备、应急药箱一应俱全，墙上“1分钟如厕圈”地图清晰标注着周边小区向新就业群体开放的卫生间点位；在这里，他们还能享受公益理发、零工信息查询等服务；全市首个关爱女性外卖骑手的“玫瑰益站”也在此落地，柜子里整齐摆放着卫生用品……精准的服务实实在在回应了新就业群体的现实需求，让奔波者有了“落脚点”，也让党建引领落地生根。在街道党务工作者的感召下，不少骑手主动担任“文明宣传员”、“平安巡查员”，有的还在积极申请入党。

“此次专项治理可谓对症下药，极具现实意义。”北京中医药大学卫生健康法治研究与创新转化中心主任邓勇近日在接受《法治日报》记者采访时指出，专项治理直击行业痛点，针对性极强，剑指地下“黑诊所”非法行医、“伪科普”直播带货以及医保基金违规使用这三大顽疾。整治行动不仅兼顾了线上线下、机构人员、资金流转全链条，也清晰划定了养生保健与医疗服务的法律边界，有助于从源头遏制打“擦边球”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令其无处遁形。

“我行医几十年，难道还能害你？”就因为这样一句话，家住北京市丰台区的张先生对朋友推荐的一名“老中医”深信不疑。祖传针灸术、推拿正骨、秘制药方……在花费上万元治疗后，张先生腰疼的毛病却丝毫没有好转，最终还是在正规中医医院的治疗下得以改善。“老中医”当时是在小区内一间出租屋问诊坐堂，当张先生醒悟后找来时，发现早已人去楼空。

根据《中医养生保健服务规范(试行)》等相关规定，养生保健机构仅允许进行按摩、刮痧、拔罐、艾灸、熏洗等以中医理论为指导的养生保健服务，明确禁止开展针刺、瘢痕灸、发泡灸、牵引、中药灌洗肠及其他具有创伤性、侵入性、危险性的诊疗活动。然而现实中，一些养生馆却把毫无医师资质的人打造成所谓专家、老中医，违规开展各类中医诊疗行为，甚至在有患者病情出现危险信号时仍以“中医调理”名义延误治疗，不仅坑骗钱财，更极大地威胁着患者的生命安全。

当前，中医药法、医师法、广告法等法律法规，已经为中医医疗服务、广告宣传等划定了行为红线，但违法违规行为依然时有发生。对此，邓勇认为，一方面，大众养生、慢病调理需求日益旺盛，但养生服务与医疗服务界限模糊，行业准入门槛存在漏洞；另一方面，此类违法活动利润高、取证查处难度大，违法成本偏低，加之部分民众辨别能力较弱，容易被虚假宣传所误导。

相比非法行医与虚假宣传，欺诈骗保行为更加隐蔽。记者从成都市公安局了解到，成都警方去年打掉一个特大医保诈骗犯罪团伙，涉及虚开住院记录“住院病人”2700余人、套刷门诊统筹基金1000余人，涉案金额达1500余万元。涉案人员依托团伙名下掌握的健康管理公司开展虚假宣传，以交纳会费成为公司会员可返还费用、提供免费旅游和免费医疗为噱头，吸引老年人到该团伙掌握的中医馆，通过虚开药品清单、空开住院记录、空刷国家医保统筹基金等方式诈骗医保基金。

邓勇认为，应多措并举全面提升监管效能。线上要依托大数据建立违规关键词、高风险账号监测库，实现实时预警，压实网络平台内容审核责任；线下要常态化开展飞行检查、随机抽查与暗访，畅通群众有奖举报渠道。要运用医保、市场监管等数据交叉比对，筛查异常诊疗、收费、售药行为。还要坚持“一案多查”，深挖违法链条上下游主体，深化行刑衔接，对涉嫌犯罪的依法移送司法机关，强化震慑效应。

新京报讯（记者张静姝 通讯员石新婉 马岩）“近三年来，房山法院共受理环境资源类民事、刑事、行政案件共计163件，其中涉生活环境污染治理类案件83件，占比近51%。”6月5日是第55个世界环境日，北京市房山区人民法院召开新闻通报会，对涉生活环境污染防治案件审理情况进行通报。 房山法院党组成员、副院长沈波介绍，此类案件辐射范围广、民生关联度高，涵盖水体污染、土壤污染、大气污染、噪声污染、固体废物污染等常见污染类型，涉及工业生产、建筑施工、餐饮经营、农业种养等多个生产生活领域，直面群众日常居住、生活、休憩中的各类环境问题。 通过对涉生活环境污染防治类案件的调研、分析，房山法院发现此类案件呈现出污染面源广、违法行为隐蔽、损害后果叠加等特点。 对此，房山法院推动形成“依法严惩、协同治理、源头预防”的递进式工作格局。通过严惩污染违法行为，落实生态损害追责，推动问题整改，强化庭审教育和裁判指引，引导行为人从“污染者”向“修复者”转变；健全生态修复执行跟踪回访制度，联合生态环境行政部门共商生态修复进展、定期研判修复情况；同时加强司法建议的靶向作用，对审理中发现的行业性、区域性污染苗头和监管薄弱环节，向主管部门发送综合治理类司法建议，督促职能部门补齐监管短板、堵塞治理漏洞；扩大社会共治“朋友圈”，结合生态环境法典，开展线上线下融合的法治宣传，引导广大群众规范自身行为、主动参与污染防控监督，凝聚全社会生态环境保护合力。 为有效破解环境治理痛点难点，回应人民群众对碧水蓝天的美好期待，房山法院提出了强化个人守法意识，规范自身行为；经营单位践行绿色转型，加强依法经营；行政机关严格监管执法，做实污染源头防范三方面建议，凝聚最广泛合力，协同构建立体化污染防控治理体系。编辑 彭冲 校对 翟永军

过去三年里，冯翊反复在做一个梦，与一头母猪有关。那头母猪双眼皮，眼睛又大又圆，水汪汪的。在梦里，它流着泪问冯翊，为什么不救它，为什么要这样对它。27岁的冯翊是福建一家养猪场的猪二代，2022年底他选择继承家业，开始在猪场轮岗。2023年初，他曾照顾过这头产后瘫痪的母猪。在讲究极致资源利用的养殖场运行体系里，得了重疾、难以医治且无法产生经济效益的猪，最终都会被处死。但母猪才刚刚分娩，还有9头小猪需要哺乳，冯翊便把它留下来照顾了三周，每天用瓢一口一口喂饲料给它。母猪有很强的求生欲望，吃饭时眼睛睁得很大，偶尔有饲料洒落，也会使劲伸出舌头舔舐。但即便如此，等到小猪断奶，不再能生产的母猪就不具备利用价值，面临被处死的结局。厂里的老职工用注射氯化钾的方式结束了它的生命。比起安乐死药物，氯化钾成本更低，但也给动物带来极大痛苦。冯翊本想摸摸母猪的头，但怕人笑话，于是蹲在地上与它对视，“希望它投胎去个好人家。”他时常感到愧疚，“我在利用它，在道德上我不高尚，在处死它的这件事上，我做得也不完美。”冯翊面对的只是整个动物产业的冰山一角。在集约化养殖场里，会处死大量因生病或残弱而被淘汰的动物，且通常是以一种非人道的方式——包括用力摔在地上、将动物撞向栏杆、用铁棒打以及用钢头鞋踹。事实上，消费者在市场里购买到的一块块切好、干净的肉背后，是一套包括育种、繁殖、饲养、运送、屠宰、包装、分销的系统。很少有人知道，在这套运行机制里，动物是何种方式被对待，养殖场的一线从业人员，又是如何承担这一残酷之面。过去一年，冯翊开始在社交媒体上分享自己在猪场的真实经历与观察，逐渐让更多人开始正视动物福利与从业者的道德损伤。冯翊在养猪场。受访者供图 为何要摔死小猪崽最近，冯翊开始“刻意”地在来访猪场的记者们面前演示如何处死一头小猪崽，试图借此告诉公众，基层养殖人员这个不被社会所关注的职业，承受着怎样的心理压力。尽管记者们是被他身上的另一面所吸引，海外留学、干过互联网大厂，找不到工作最后回家养猪。现在他已经可以很熟练地完成这个动作——把小猪举起来，重重往地上一砸。这一下通常摔不死，活力强的小猪会在地上挣扎，发出哼唧哼唧的声音。冯翊会把小猪扔到猪圈的角落，用脚上穿的钢头鞋结果它。在工厂里，资源是有限、需要被极致利用的，包括用来赚钱的动物。作为养猪场老板的儿子，冯翊很能理解这套商业逻辑。他所在的养猪场里，通常一头母猪能产下18头小猪。但母猪只有14个乳头，这就意味着有4头小猪无法争抢到奶水。最开始，养猪场会对弱猪进行人工干预。冯翊会像抱着小婴儿一样把小猪放在怀里喂奶。每次冯翊路过，这些他喂过的小猪会像小狗一样屁颠屁颠跑过来，仰着头拱人，舔他的手。但这种情感联结在效益面前没有任何作用。冯翊并不能决定这些由他亲手照料、已经拥有感情的小猪的生死。体重与生长速度才是唯一的决定因素。每天，养殖员都会巡查圈里小猪的生长情况，被判定生长潜力过低的小猪会被处死，“把这头浪费一个乳头的小猪处死，其他猪喝的奶不就多了？”第一次摔猪是2022年，冯翊刚进养猪场的第二天，一头小猪得了关节炎，但治疗两周都未好转。同期进猪场的女生因为不忍而拒绝，但冯翊照做了。即使接过小猪时他的身体在发抖，但他是老板的儿子，也是不能袒露脆弱的男性。彼时冯翊还没来得及思考这件事的分量，他只是觉得人生很失败，两年前他还坐在写字楼里，现在却在杀猪，对于这个职业他没有丝毫认同感。产房里每天都有小猪出生，这些小猪里有一半会被母猪压死，剩下一半的幸存者里，又会有一半的小猪会被淘汰。按照这个比例，冯翊基本上每个星期就要处死三十头小猪。“这些动物不过是没有生命的商品。”在摔猪训练中，冯翊逐渐学会了用这样一套观念说服自己。这让他撑了下去，但不是所有人都能完成自我说服。2025年7月，动物医学专业的李叶被分配到贵州一家养殖场实习。在这里，处死弱猪的方式是抱住它，然后狠狠往栏杆上砸。李叶不敢看，也不敢做，但小猪痛苦的叫声仍然会传进她的耳朵里。最后，没有完全死亡的弱猪会在麻袋里轻微扑腾，被拉到猪圈外，拿出来一排排摆好、用油性笔标号、拍照登记。李叶所在的养殖场同样践行着“长得太弱的小猪、生不了小猪的母猪”都要被淘汰的规则。但李叶发现，一些母猪的死亡常常与它们的生存环境相关联。有的是因为吃了发霉饲料，胃胀气而死；而在生产中死亡的，则多与瘫痪有关。瘫痪的背后，一方面是饲料长期缺钙导致的营养不良，另一方面也与它们有限的生存空间有关。自7个月大、性成熟后，母猪便被关进只有六十厘米左右宽、无法转身的限位栏，长期只能趴着或躺着，后肢慢慢变成“八字形”，导致瘫痪。而一旦在瘫痪状态下生产，母猪“几乎就废掉了”。养猪场的配种部门，母猪通常生活在狭小的单体栏中。受访者供图 李叶见过因此奄奄一息的母猪。她的主管曾申请购买安乐死药物，好让它少些痛苦，但老板不舍得，说“饿死就好”。两人于心不忍但又没有办法，只能偷偷给母猪喂点水，直至两个星期后母猪死去。这位在养殖场工作了20年的主管告诉李叶，即使已经习惯了一些残酷的画面，“还是不能理解，老板为什么不可以花一点点钱去避免一些东西。”李叶也曾问过同事，为什么一定要这样做，但大多数人都表现出习以为常的样子。只有少数女性员工告诉她，一开始也不忍心，“但是你干这行的，你又得这么做。”在养殖场，平均一个人照顾几千头猪，工作量极大。而在这样闭塞的环境中，人很容易失去耐心，常常将动物作为情绪发泄的工具。因为长期接触粪水，李叶的手指关节处全是裂开的小口。每次强迫猪移动时，瘦弱的她就得硬着头皮用力提，手和腰常常被拉伤，腿也被猪踢得青一块紫一块。她曾亲眼见到一头健康但有些倔强不肯动弹的猪，被失去耐心的同事用木棍、铁锹轮番击打，但这头猪硬生生活了下来，不过它得了肺部疾病，晚上李叶能听到它发出的沉重呼吸声。同样情况也发生在其他集约化养殖场里。4月底，冯翊与朋友来到广东清远的一家养鸡场里进行动物福利考察，一只骨折的鸡在地上无法动弹。如果选择治疗，费用甚至会超出卖出鸡赚得的利润。如果无人处理，这只鸡的结局是在没吃没喝中死去。“最好的解决办法就是把鸡处死。”冯翊说。当着记者的面，他把这只鸡拎了起来，用力扭断了鸡的脖子，“这个时候人心越软，它越痛苦。”“你现在看到的就是从业者每天在经历的事情，有的时候一天要经历十几二十遍……但这个负担等于是加到了我的身上，也加到了一些从业者的身上。”冯翊边说边把鸡丢到地上。其他鸡围拢过来，对着死去的同伴啄了几下，飘起几根羽毛。冯翊在养鸡场里处置一只骨折的鸡。金晶 摄 集约化养殖场的选择处死小猪，不仅因为养殖场中有限的资源，还与整个集约化养殖场的运转方式有关。本质上，这是一个有着严格节奏、进行批次化生产管理的动物蛋白与脂肪的生产工厂。一头种猪的一生，大致要经历配种、分娩、育肥、屠宰几个流程。生活在限位栏里的母猪在配种部门被授精、怀孕，临近生产时被赶到空间稍大的产房分娩、哺乳。大约8周后，小猪断奶，母猪再次回到限位栏，等待下一次授精，如此循环。而合格的小猪们，则会被送往育肥部门，养到几百斤后，坐上卡车去往屠宰场。为了防止病毒交叉感染，集约化养殖场执行“全进全出”的管理模式，即同一批次的小猪一起进、一起出，不同猪舍的猪不能混养。这意味着时间节点是刚性的。出生8周后，所有的小猪必须离开产房，“不管是活着离开，还是死着离开。”因为猪圈数量有限，要立刻冲洗，否则下一批母猪就没有干净的猪舍分娩。体重不达标的小猪无法转入育肥部门，留在产房里继续喝奶又可能对新出生的小猪造成感染。处死，便成了唯一的选择。生活在这里的人，也同样被纳入这套严格的生物安全管控之中。集约化养殖场通常实行封闭式管理，两三个月才能轮休一次，进出均需先隔离2天3夜。员工每天进出猪圈都需洗澡，平均下来一天要洗四次，一些养殖场甚至要求员工上传挤了洗发露的头发照片以证明自己。这种集约化养殖模式最早可追溯至20世纪20年代的动物实验。当时，人们将大量动物圈养在狭小空间内，统一投喂饲料。随着工业化社会的发展，这种模式很快被美国养鸡业采用，并逐步推广到欧美的猪、牛、羊等经济动物养殖中。进入20世纪80年代，在政策扶持下，中国的集约化养殖开始起步。政府出台一系列激励政策，支持建设饲料厂、引进国外种畜。地方政府也通过税收减免、优惠土地租赁费等手段，推动畜牧业及其配套产业发展。有研究者根据联合国粮农组织数据库与中国畜牧业年鉴推算，1980年至2010年间，中国人均动物性食品消费量中，猪肉增长了2倍，牛肉增长了13倍。2025年，全国猪牛羊禽肉总产量首次突破1亿吨；人均肉类占有量为72.3公斤，已超过世界平均水平。平时，这套节奏严丝合缝，维持着养殖场的高效运转。但一旦疫病来袭，流转就会被迫中断。长期关注动物议题的荷兰瓦赫宁根大学环境政策专业博士秦季，将疫病视作对集约化养殖体系的一次压力测试，“我们经常说感谢农场动物，但是一旦有疫情发生，这些动物完全没有存活的余地，连治疗的基础设施也没有。”2020年冬天，大专毕业的胡松找不到一份合适的工作，经亲戚介绍进入了河北一家大型连锁养殖场工作，却没想到碰上猪瘟，在那里度过了人生最黑暗的半年。刚来一个月，胡松所在的单元爆发了猪流行性腹泻病毒。为了避免传染，怀孕的母猪无法转入产房，只能在限位栏里生产，许多小猪顺着栏后的黑色小洞掉进了粪坑。胡松打开粪坑盖，里面漂满了白花花的小猪，几乎无一幸免。这是他第一次认识到养殖场的残酷。疫病迅速扩散，产房也检测出猪瘟阳性。因为人手不够，胡松被调去帮忙，“噩梦开始了。”第一天，胡松被要求处死检测出猪瘟的大猪小猪。剩下健康的小猪，胡松精心照料了一个月，眼看逐渐长大，却又收到全部处死的通知，老板告诉他，“没有人会要这种猪，留下来也是浪费饲料。” 胡松很抗拒，“我养得好好的，为什么要杀。”但身边人劝他，不杀就会死更多猪，他没有办法，只能咬着牙照做。胡松觉得自己就像一个刽子手。猪圈里几乎快没有下脚的地方，满地都是死猪。他也被隔离，搭了张简易床睡在潮湿的猪圈里。猪瘟期间，胡松睡在猪圈里。受访者供图 坚持了半年，胡松再也无法忍受，最终选择离开。生活中的他养着一只小猫，对动物有着本能的亲近。这几年，他一直活在懊悔之中，偶尔在社交媒体刷到与养殖场有关的内容，那段痛苦的记忆又会重新浮现。处置动物还有哪些更人道方式如果一定要处死动物，是否有更人道的方式？以安乐死为例，一位曾在养殖场工作十年、后来转行做兽医的员工估算，处死一头四百斤的母猪，成本至少需要100元。转行之后他才意识到，许多当年被自己处死的动物其实都可以救活，但治疗成本至少也要一两百元。因此，养殖场一般选择用氯化钾、消毒液等更便宜的药物替代。另外，安乐死除了药物成本，还包含专用器械费用与麻醉药物管理的人力成本。“把那头小猪从猪圈里拎出来摔死，可能5秒钟就够了，但安乐死可能要花两三分钟。”冯翊解释，这也是时间成本。目前动物保护领域推崇的人道处死方式是通过惰性气体快速、尽量无痛地使动物窒息死亡。冯翊曾向朋友询问麻醉气体的价格，对方告诉他，氩气价格是氮气的1.7倍，氦气“建议不要考虑，最近一天一个价”。一家气体厂工作人员告诉记者，目前市场价氮气、氩气、氦气分别大约60元、70元、400元一立方米。但在猪肉价格持续下行的背景下，“200斤的猪肉也就能卖个一千块钱”，企业很难接受这笔额外开支。冯翊打消了这个念头。长期走访台湾养殖场与屠宰场的台湾动物社会研究会副执行长陈玉敏也观察到，“养殖场更愿意把成本花在能养活卖钱的动物身上。”目前，冯翊所在的养猪场能做的是在厂内建立起零成本的规范，比如禁止暴力赶猪，鼓励员工互相监督，违者将会被严肃处理。成本之外，执行层面同样存在困境。养殖场里直接处理动物伤病和死亡的，大多并非专业兽医，而是缺乏系统训练的普通从业者。陈玉敏观察到，许多从业者不知道如何正确、快速地处死动物，导致动物没有完全死亡就被丢到外面，在痛苦中挣扎更长的时间。为此，她目前正在台湾推动养殖场严格上报处死动物的头数与处死方式，并呼吁配备专职的动物福利监测官进行监督，“但整体进展非常缓慢。”动物福利第一次出现在我国法律是在2004年，《北京市实验动物管理条例》提出“从事实验动物工作的单位和个人，应当维护动物福利”，但未涉及农场经济动物。直至2006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畜牧法》中增加了一条规定：“国务院畜牧兽医行政主管部门应当指导畜牧业生产改善畜牧繁育、饲养、运输条件和环境”，才更进一步推进了对经济动物的权益保护。2014年，中国首部农场动物福利标准《农场动物福利要求 猪》出台，要求猪场设有弱、残、伤、病猪只特别护理区，保证猪能够自由转身。此后，肉牛、肉用羊、蛋鸡、肉鸡的相关标准陆续跟进。欧洲不少国家也逐步开始取消养殖场的限位栏。但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法学院教授、动物保护法治研究所所长钱叶芳认为，这些规定整体上“还是很有限”。根据我国疫病控制中扑杀动物的福利标准，对染疫及疑似染疫动物应采取电击、气体或药物等方式处死，这意味着前述胡松所在养殖场在疫病暴发时的处置方式，已经违反了相关规定。钱叶芳认为，从法理上说，如果染疫动物都要求人道扑杀，弱猪和非染疫动物同样不应以摔死等方式处置。但现实是，相关标准目前仍处于倡导阶段，没有强制力，难以监管。即便如此，已有一些养殖企业开始在体系内部主动寻找能够改善的空间。国内一家大型养殖场经理刘垒垒说，近年来他们开始与中国农业国际合作促进会动物福利国际合作分会对接。协会依据《农场动物福利要求》团体标准到现场进行考察与资料审核，通过后的企业，将会得到由协会颁发的“福利养殖奖”。企业可将相关标志印在食品包装上，消费者也可在官网查询获奖企业，自主选择是否购买这类来自高动物福利养殖场的肉类产品。刘垒垒介绍，考察范围主要包括养殖、运输和屠宰三个环节，其中涉及诸多细节。以养鸡场为例：每日需保证鸡有足够的休息时间；抓鸡的方式和时间要合理，避免造成惊吓；运抵后需静置，待鸡情绪平稳；屠宰过程中要设置挡板，不让鸡看到屠宰现场等等。但刘垒垒也坦承，这套机制目前仍不完善，质量体系、控制程序、备案等工作尚未建立，消费公信力也没有真正确立，“这还有大量的工作，不是单单一个标准能够完全支撑起来的事情。”此外，在招收员工时，刘垒垒会提前告知应聘者养殖场的环境和偶尔需要处死动物的要求，并有意识地招募夫妻工，让他们在高压环境中能够彼此照应。“不然会憋闷的，烦躁的话很多事情就做不了，养殖场里一切都是一环扣一环的。”在他看来，改善动物福利并非单纯的道德考量。减少从业者的心理压力，同时也能提高动物的健康水平和畜产品质量，对人和养殖场的运转来说，都更可持续。养殖场员工面临的道德困境出乎冯翊预料，当他把自己的观点分享到社交媒体时，却遭到两面夹击。肉类消费者指责他同情心泛滥，站在“道德制高点”；而动物权利者则认为动物和人享有同等的权利，冯翊不过是用这种方式维持使自己盈利的残酷剥削体系。台湾著名学者、《人性的镜子：动物伦理14讲》作者钱永祥认为，很多问题无法得到终极解决，但至少可以被看到，并有所改善。吃肉的人究竟能不能谈动物福利，钱永祥认为是可以的。他坦承自己也并非素食主义者，也理解有些人没有办法不吃肉。但无论是支持哪一方，共同的观点是：对于动物产品，我们仍然需要一个公共空间建立共识。就在冯翊以为自己能够坦然接受这一切时，却在某天发现自己“病了”，他总是想吃东西。猪场是封闭式管理，点不了外卖，冯翊就用清水煮面条，再加点盐调味，吃到恶心才去工作，“保持自己长期处在一种‘撑’的状态。”在猪场封闭式待了两个月后，冯翊胖了十几斤。走出猪场，他觉得恍惚，连听到汽车鸣笛声都感到害怕。他以为是因为压力太大，但紧接着是长达三年、与猪有关的梦魇。直到2025年8月，冯翊浏览到一篇文章，才终于明白如何解释发生在自己身上的一切。他确诊了PITS——施暴诱发型创伤应激障碍。2021年一项英国研究显示，长期直接接触畜禽养殖的一线从业者，抑郁与焦虑发生率显著高于普通人群，普遍存在内疚、羞耻、恐惧、情绪低落等负面心理状态；其中养猪户抑郁风险最高，可能患病率达47%。不少相关研究还表明，此类心理压力还会引发失眠梦魇、酒精依赖等问题，并与从业者攻击性增强、犯罪行为上升存在显著关联。而在心理学上，相关研究认为，养殖场员工面临的是一种道德困境。当一个人的实际行为与道德理想行为相矛盾时，这种冲突会让人进入道德失调的状态。若这种冲突未得到解决或持续加剧，则会进一步变成道德困扰，最后发展为持续性的道德创伤。秦季认为，在养殖场，一个有同理心的员工，本来更有助于照顾好动物；但这份工作的性质，又恰恰要求他不断压抑这种同理心。为了在极端残酷的环境下撑下去，人往往需要把自己一分为二——一个能够在工作中完成杀戮的自我，和一个在日常生活里还能正常存在的自我。但这种分裂本身，就是一种持续的损耗。在她看来，这从来都不是个体的心理健康问题，而是一个结构性的问题。李叶在养殖场照顾的小猪们。受访者供图在养殖场的六个月里，李叶甚至开始有些厌恶自己。白天在养殖场看见别人摔死小猪，晚上回去浏览到恶性社会新闻，躺在几平方米的单人宿舍里，房顶上的蝙蝠叽叽喳喳，李叶想到自己所看到的、所经历的，开始莫名其妙地犯恶心。“我也犯了不少错，我袖手旁观，我没有能力去改变也是一种错。”李叶的脑袋里开始有两个小人在辩论，她听不懂他们在说什么，但总是吵得她睡不着。在学校，李叶上过一门叫动物福利法的课，老师告诉她，“我们可以让经济动物在死去前过得稍微幸福一些。”李叶抱着这样的期待来到养殖场，她和每天上班第一眼就能看见的那头母猪变得渐渐熟悉起来。李叶偶尔蹲在那头母猪旁边，给她看手机里宠物猪的幸福生活，“你看人家过得多好。”原本躺着的母猪，会站起来舔舔她的手，抬头看着她。（应受访者要求，文中冯翊、李叶、胡松、秦季为化名） 特约撰稿人 金晶 新京报记者 胡倩 编辑 陈晓舒 校对 杨利

2022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四川视察时殷殷嘱托，把粮食生产抓紧抓牢，在新时代打造更高水平的“天府粮仓”。四年来，四川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来川视察和对四川工作系列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精神，牢记粮食安全这个“国之大者”，把在新时代打造更高水平的“天府粮仓”作为推进乡村振兴、农业农村现代化的首要任务。

守底线，红线必须鲜明。锚定落实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守住永久基本农田保护红线，2022年，四川全面完善省、市、县、乡、村五级田长体系，明确各级党政“一把手”出任同级田长。每年初，四川下达年度耕地保护目标任务。严格考核，不断为耕地保护“长牙齿”。去年，省级层面全面启动空间治理“一张图”建设，进一步明确耕地林地园地管理边界。

又是初夏，永丰村的科技小院里人气满满。这个由中国农技协水稻科技小院、眉山市专家工作站、眉山市水稻专家大院等组成的“智囊团”，带着永丰村和周边的合作社、农户们，潜心搞水稻绿色生产、智慧生产等技术研发，加快新品种新技术示范推广。每年水稻收获季节，这里定期举行的“水稻尝味大赛”，成为全村最热闹最喜悦的时刻。